黄宇韬、杨嘉豪在《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3期撰文《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概念与测度》指出，国际组织的制度内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追踪国家在关键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排序以进行跨国别与跨时间比较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政治学概念测度经典范式,通过厘清背景概念■◆◆★、具体概念◆■◆、收集分层指标与合成最终指数四步骤以测度“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在概念厘清阶段,运用后置反事实工具逆向推理建立“完全自主”的国际组织所需满足的条件◆■■◆,归纳国际组织在运营中所面临的关键约束,进而明确国家在组织中的权力要素来源。在指数合成阶段,通过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检证所选指标的合理性◆★,在避免主观赋权★■◆■■、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的同时进行降维处理■★★■◆。由于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测度出2012—2020年世界各国在组织内的权力排序变化,并进一步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分析,以检验本测度方法的合理性与可复制性。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的权力排序实现了上升,但传统强国在联合国内的优势依旧难以被打破◆■■,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不平衡依然突出。中国应更有针对性地对微观层面的不足之处进行强化★■★◆◆◆,进而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线

　　责编★■■◆■◆：刘星月■◆■★★◆；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刁超群、邱诗懿、李雨凡；终审■◆◆★：正辰

　　张荣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5年第3期撰文《构筑育人新生态 提升思政引领力》指出■■：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这一重要论断，科学回答、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特质，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具体要求。将“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作为“六大特质”之首，凸显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为高校进一步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要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办学治校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牢牢把握党的领导、思政模式■■◆◆■■、综合改革■★、价值塑造等要点，推动各种教育要素和资源融会贯通，形成全面联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活力的育人生态。

　　刘益东在《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撰文《人工智能B模式★■★◆★：下一个科技制高点》指出★★■◆■，AI大爆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颠覆性创新★◆★■■★。AI在大幅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其风险也随之剧增。AI做一万件好事★■，抵消不了它做一件灭绝性的坏事■★★◆，所以说AI风险巨大★◆★★■◆。以提升智能水平为动力、实现AGI为目标的主流AI发展模式(A模式)导致末日概率已高达10%～50%,这一模式存在根本缺陷◆★■■★★，难以为继■■。构建以提升辅助人类能力为动力★◆★■、实现人工辅能为目标的人工智能B模式◆★★■，势在必行，将成为下一个科技制高点。大国科技竞争应采取多维竞争战略◆★，多管齐下■★■◆◆，既同质同维竞争，又升级升维引领，在技术维之上增加文化维，以克服愈演愈烈的科技风险。多维竞争战略的关键是正确把握未来的方向★■■■★，用COAI方向分析法可以解决是趋势外推还是改弦易辙的方向问题★★★。盘点原始创新成果，甄选出与研发人工智能B模式★■■、与科技可持续发展模式相关的原始创新及完成人，予以重视、资助■◆★■，使其担任学术带头人★◆◆■，因为他们擅长在极综合交叉领域开展研究◆■，是参与人工智能B模式研发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主导力量■★。

　　洪银兴■◆■◆★、姜集闯在《经济学家》2024年第12期撰文《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指出，加速推动资本要素资源向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集聚，对于催生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科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出发◆■★，在理解耐心资本内涵的基础上，从资本形式上界定了耐心资本的特征和外延，并阐明了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与促进作用机制，论述了包括科技信贷、风险投资和股票融资在内的耐心资本全方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要求和要点，最后就当前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章凯业在《中外法学》2024年第6期撰文《机器中的作者与创作：从摄影技术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和归属，本质上是如何在机器创作中寻找作者和评估人的智力活动■★★。规范意义上，作者的活动是一种与机器相分离的人类的智力活动，创作行为是由详细的构思与受控的执行两部分组成。在机器创作中，智力活动的评估对象是体现人类构思的内在表达■■◆■，而不是机器执行所生成的外在表达，独创性的判断只能基于作品产生的方式★★★★◆，而不是机器产品的外观。作者是构思作品并控制其执行的人。对AI创作的分析应该首先剥离机器的部分和AI的贡献★◆■■★◆，随后判断人类的角色是否符合构思与执行的要求■■■★，即内容生成的准备阶段是否存在足够详细的创作计划◆■■★★◆，内中的选择能否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以及人类对AI的执行是否具备控制力。AI生成内容的作者身份可能是AI设计者、使用者，或是没有作者◆■★★◆★，这需要在个案中◆■◆★◆，结合AI程序的特征、设计者和使用者各自的活动类型，并根据AI作品中关键的表达性元素★■◆★■，进行类型化分析。

　　《旗帜》2025年第2期刊发评论员文章《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指出，近期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对切实抓好202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机关党建制度改革为抓手，以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为牵引■◆■■■■，守正创新、狠抓落实，坚持“四个带头”◆■★，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凌胜利在《外交评论》2025年第1期撰文《统筹内外■★◆◆■: 大外交时代的中国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构》指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内外挑战也更加多元★◆★■, 涉外国家安全局势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建构科学、高效的涉外国家安全保障机制任务日益紧迫■★◆■。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设旨在保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外部威胁和挑战。此外◆★■◆★★, 健全和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也是推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维护海外安全利益的必由之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设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探索和全方位推进三个阶段,并渐次形成了以涉外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为基础, 以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为保障, 各部门综合协调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当前■★◆■★,面临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新时代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运用统筹逻辑、遵循法治原则。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构主要包括动员、协调、执行和评估四个部分,旨在增强机制整体的灵活性★★■、协同性和高效性,从而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保障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

　　王贤彬◆■◆★■、郑希恬在《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12期撰文《内生生产网络的理论发展与中国应用展望》指出，近年来生产网络理论在国内外兴起并广泛应用，成为理解和分析经济系统产业关联现象及政策实施效应的有力工具◆■■■★★。随着生产网络模型的纵深发展◆◆★◆，网络结构研究逐步向“内生化◆◆■◆★”方向演进。与固定结构生产网络相比，内生生产网络的模型设定更贴近经济主体的决策能动性和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本文对内生生产网络文献展开系统理论总结和应用展望◆■■◆★◆，以期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趋势。本文首先就固定结构生产网络模型的均衡结果和经济学内涵进行解读■◆■◆，探究网络嵌入方式◆◆■■◆。随后，分析较为一般化的联系成本内生生产网络模型和投入产出关系的内生来源■★★■★◆，并评述动态化联系成本■■★★◆、将联系视为投资、考虑区位转换成本◆■◆、简单开放经济情形和广告发放五类重要扩展形式及其适用场景。接着◆■，基于文献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复杂网络、搜寻匹配和投入技术选择三种内生生产网络形成方式，论述各类设定的适用场景和优缺点。进一步地，综述内生生产网络理论建模方法在区域贸易、网络动态和宏观经济等关键领域的应用。最后，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和当下中国经济情境◆★◆，提炼中国内生生产网络的研究方向和重大议题◆■，介绍国内现有的相关数据集及存在的问题，为未来应用内生生产网络展开中国经济分析和政策评估提供参考。

　　魏后凯在《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1期撰文《如何看待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深入推进，中国经历了一个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城镇化速度远高于世界和各类经济体的平均增速。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效。持续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产业支撑◆★★◆★■，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不仅拉动了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内需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对世界城镇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贡献了1982－2023年世界新增城镇人口的25.4%）★◆■◆。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增速已经明显减缓■★，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并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且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将更注重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未来，乡村人口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将越发凸显。为适应城乡人口变化趋势、加强农村人口老龄化应对和村庄空心化治理，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资源和优化村庄布局成为乡村振兴中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吴志远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撰文《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牵引作用》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这对新发展阶段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多、更高要求★■◆◆。应基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目标要求，并着眼于对“牵引作用”的深刻分析来理解◆■■、阐释并贯彻落实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须从历史、现实及理论等多维度深入理解和把握改革新征程上继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重要性■★★◆◆★，不断增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主动、现实担当和理论自觉★■■★。应从注重系统集成、注重强化基础、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改革实效等方面，切实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牵引作用。